盧樂謙介入社區多年，這些年來，反覆詰問自己：為何要進入別人的社區，而不在自己的社區舉辦藝術活動？自己所想的計劃，是一廂情願，還是對方需要的？社區藝街工作會不會變成一份工？假如沒有資助、受薪，他在社區的身份是什麼？

單單是「街坊」一字，已經指向了多個持份者：上班的人、遊人、住戶、商戶，策劃者需先釐清活動所針對的對象，再估計社區內不同持份者的需求，嘗試平衡。盧讓同學們思考，若是在街上舉辦一場音樂會，哪類持份者中意，哪些則不？當出現不同持份者的權力衝突，策劃者有營造足夠討論空間嗎，能夠打開平台，讓人們連生活中的芝麻綠豆也得以討論嗎？

他以香港故事館為例，與街坊的關係、人與人之間的理解需長時間建立，在藝術工作者正式進入社區前，社工經已落區展開討論。然而現有資助計劃所支持的時間一般只為三至六個月，變相難以累積、發酵。2014年，他在藍屋認識了做手工木櫈的龍師傅，他和實習生雞手鴨腳地學習，以工藝作為切入點，找回生活裡的一份自主性。如何不只是EVENT ORGANISER，而是通過適切的觀察與行動，連繫人與人，在文化上逐步栽種出連繫感、認同感，甚至令原來的受眾漸漸自主發起活動？

盧樂謙不想受到資助體制的限制、不想為計劃書跑數。於是，盧後期嘗試自營空間「窗後巷」。在香港自負營虧頗為艱難，除了寄賣選物說故事，還有還街坊相聚的「吹水 X 認真討論大會」， 也有參與式活動「天堂酒館」設局讓參加者借助想像角色的面具分享深入的感受。

Hugo 現為藍屋的主理人，他從社福界工作（聖雅各福群會），由觀塘重建開始，漸漸踏入社區營造的工作。藍屋現今以自負盈虧的模式營運，靠著導賞、學堂、紀念品、文化活動維繫收入。導賞從灣仔區，延伸至東區、銅鑼灣，而學堂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，另外亦會於室外空地舉辦放映等。

藍屋，是現存唯一一棟僥倖被保留下來的基層民間建築，雖內部已被改建，藍屋的前身，仍標誌著早期香港基層的生活。鄰近一帶，被新新舊舊的樓宇包圍著，藍屋本身亦混雜著原居民，和後期進駐的鄰舍。由1991年開始，灣仔由李節街到利東街的經歷數度重建。藍屋雖被評為「香港一級歷史建築」，不會被拆，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，藍屋將被豪宅包圍。面對未來的城市規劃，原居民在不停變遷的鬧市中，他們能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嗎？Hugo 表示，在灣仔反覆經歷重建、整頓的過程中，多得一班社工提出社區值得保留的地方，及灣仔重要的社會價值。

2005年，當時「藍屋」的前身，是「灣仔民間生活館」，還沒有一個地方作為據點，眾人在聖雅各福群會或附近車房聚會、討論、舉行展覽、工作坊、製作紀念品、導賞團等。

2007年灣仔民間生活館更名為香港故事館，其後於 2012 年落力實踐社區營造、社區藝術面向的工作，活動種類繁多，小至生活文化大至社會議題，有：音樂會、畫畫、民間學堂、文化歷史研究、紀錄出版等等。

「同事會離開，只有街坊一直都在。」Hugo形容自己的角色是打雜，街坊才是重要的、地區的主角。他們曾一起review 每人所認識過的人，組織成超過200多人的社區網絡，藉以深入了解街坊。

在藍屋共事，他提倡：一起共學，一起生活，例如曾與導賞員一起學急救。從事社區工作，需要「識」和「力」。「識」是知識與意識，將學會的知識分享給他人；亦指意識，即清楚了解行事的動機、原因。「力」是凝聚力，在與他人凝聚在一起，結伴同行。

李俊峰（活化廳主持人），他形容當時的活化廳，是一個進行社區「藝術實驗」的地方。

活化廳當時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租借單位，再由一眾藝術家自發營運，沒有社福機構框架需要跟隨。兩者的起點相異 —— 藍屋嘗試連結街坊，營造社區；活化廳則剛好相反，起源是街坊想辦地攤，藝術家們聽到這聲音後，協力將此想法實行。

活化廳在發起與社會議題有關的活動時，會引起街坊一些反應，但經過溝通後，又發現街坊其實也頗為開放。其中一次，一位實習生混進附近麻雀館，打探掌館人對多年前「碧街事變」的見聞想法，掌館人最初感到不明所以，後來卻走進了活化廳打交道。

當時的藝術家成員、街坊、義工，沒有權責、沒有等級，身份界線相對模糊，彼此關係和諧，他笑言「好像沒有被街坊屌過」，但同時他不確定這樣的融洽，遠離了社區不同持分者核心的矛盾，能否稱得上是一件好事。

當日吸收的，筆者用了很長時間消化、整頓，三位講者以不同身位走入社區，從他們的不論成敗的事例上，聽見了許多自己未曾設想過的現實面向。直到現在，筆者依然會問自己，我認為有意義的、值得與別人分享的事，在街坊的角度，是怎樣的一回事？我有足夠開闊的胸襟去傾聽社區中差異巨大的聲音嗎？我有足夠主動去和不同的人真誠地交流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