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an Edgerley透過Assemble Studio過去12年的實例向觀眾傳達他們項目中有關於「建築設計專業之外」的思考，以下粗簡文字是我與身邊朋友討論過後的思緒遊記。
「有關於什麼的建築」：在建築專業進入社區後，建築是關於什麼的建築？
Fran指Assemble Studio早期的項目較少得到資金支持，多以實踐為前提。雖然建築設計作為他們的藝術型態，但讓他們思考更多的卻是「空間與人連結」等比較人文社會科學的問題。她表示建築學的知識可以令學生擁有建造實體空間的能力，但常常美麗輝煌的社區建築未必能夠兼顧當地人的使用需要。他們在項目開始之前會探討「建築關於空間實用性」的話題，問「為什麼會有人來使用這個空間？」，因此認為在整個項目中最首要的是蒐集持份者的意見！而空間的持續性同樣都會作為建築設計在社區中需要探索的方向，例如「空間可有收益嗎？」
在英國有傳統的建築系統，而Assemble的項目在其中展示出獨特性，不禁令人好奇：「他們的項目是如何開展的？」。這種「獨特性」在Fran看來是順其自然地發生的「可能性」：多數項目是臨時性的，他們認為沒需要依照傳統的建造方式；整個團隊由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士組成，當中大多數人並非建築專業，因此項目中的實驗展示出獨特性，增添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意。成員之間具備跨學科的合作條件，更順應而生了獨特的團隊合作關係，給建築空間帶來更多元的吸引力。現場也有不少觀眾對他們團隊合作的方式感到好奇，筆者聽過Fran的闡述後，再經過與身邊朋友的分享與回饋，我認為除了靈活的合作安排，更欣賞他們多年來在合作時營造的「平等」、「尊重」和「包容」。關於這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團隊合作，在下文的提問環節中為大家呈現。
正如他們The Cineroleum計劃（註）中將加油站與電影院結合，把兩種不同使用功能的空間結合在同一塊土地上，僅視時間為轉換條件，凝聚更多的人。其牆身更是大膽地使用米袋堆疊而成，實現了「建築外型可由物料決定」的想法，同時物料能傳遞當地人的生活和文化的時代質感。可見，建築設計能讓實體空間展示出文化的內涵，除了在物資上，還可以是非物質的。
透過觀察有7、8年歷史的社區，發現英國在城市化過程中亦有許多難題；想要改變市⺠的居住狀況，當中也涉及市場的問題。例如，Assemble關注到拆屋與建屋會令土地價格上升，而「重建」則會引致居民被逼遷。當中也要直視不少矛盾觀點：社區項目希望活化市場，但他們希望能夠與原有社區建立長遠關係。透過建築實驗項目來提出更好的空間使用建議，這使得他們思考「如何奪回舊建築的使用權」，Fran稱為「重新佔有」。他們在舊建築的周圍種植綠色植物、支付部分維護費用等，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參與「佔有」。當然也有運用個人化的手工製作，令使用者能夠回憶地方的獨特性，例如：透過展示工藝品、參展。因為手作具有獨特性，可用其特殊的物料和背景故事，來向觀者展現地方本身的「價值」，這些也可以成為空間經營上可持續的事業。
Assemble在拆遷工程中發現廢棄物料的情況，希望能夠改變狀況，並且善用這些具有地方屬性的物料——城市原有的物料。他們從「物料流動性」的角度切入以解決「廢棄物料」問題。例如：運用工藝將回收得來的砂石再創造成花紋絢麗的瓷磚，重新使用到室內裝潢中，這些瓷磚甚至可以回流到建築材料市場上，或是製造成手工藝品放到市集上售賣。對於他們而言，一方面能夠回收物料，讓工作室的成員發揮創意，另一方面產品本身也能夠透過物料來源來傳達城市的故事，建立居民的歸屬感。
對於我而言，在日常面對「物料浪費」的方面一直都有揮之不去的無力感，Assemble的「回收」循環路線令我產生一些思考。物料流動性的工作在城市中起到分解者的作用，需要多少這類型的工作崗位或空間，才能夠令到城市的廢棄物料真正流動起來？在物料流動性方面，從人們日常生活出發又可以如何進行流動？忙碌的城市人會關注到這些生活中微小改變的重要性嗎？我們都清楚大批量的生產製造供應著城市生活中的種種便利，但又無法忽視當中所造成的浪費，而其影響範圍更遠遠超出人類的生活圈。
雖然空間的實驗性、空間公義等頗具實驗性的嘗試在香港是不易進行，但Assemble不斷傳遞出的「實驗性」還有一種超逾「將想法的實現」之外的啟發，我感覺Assemble的成員發揮的魅力不是創意的「可能性」，而是不同人群在社區中實現價值的「可能性」。
在最後的問答環節中，觀眾問到不少有意思的問題。一位觀眾問：Assemble團隊的工作如此多元而流動，那麼他們在不同項目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？
Fran回答，其實他們每次的角色未必一樣，視乎每個地區本身的脈絡和需要：有時他們的工作可以是研究當地社區文獻；有時是嘗試重新建立一套關於這個地方的論述，再向決策者述說；有時亦會和社區中的居⺠一起肩並肩合作(working next to them)，不必然單單是為他們工作(work for them)。重點是，他們在接觸一個社區時，不會先預設一個解決問題的「答案」，而是在充份聆聽當地居⺠的需求後，再思考如何運用他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去進入這個項目。所以，他們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時，亦不會囿於各人本身所學的專業，而是根據項目本身的處境脈絡來考慮。
筆者對於Assemble 面對項目的態度頗為深刻：進入社區時，他們不會以「問題解決者」甚至「拯救者」的態度自居，而會用一種較為謙卑、平等的態度，每次均花時間去研究、聆聽這個社區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，也不忘讓居⺠本身也有機會參與項目建設。這種對待社區項目的耐心和開放性，值得不少社區工作者/藝術家參考——有時候我們在社區項目中太急於求成，即使出發點是基於良好意願，卻反而會忘記每個社區都有它獨特的需求和脈絡，需要被好好聆聽。
另一位觀眾則問到，Assemble的團隊頗為龐大，如何一直維繫良好的合作關係？相信這是每個工作團隊均有機會遇到的問題。Fran坦承，其實團隊溝通一點也不容易，他們就曾花上五個小時來開會。但連繫成員彼此的，是大家的共同目標、信任、友誼和愛，讓他們得以一直走下去。當成員之間有衝突時，他們會嘗試視之為學習的契機；在團隊裏面，他們亦會建立一個「儀式化空間」(ritualized space)，這是一個安全的空間，讓衝突可以在裏面發生，而當人們離開空間時，亦能不致帶著受傷的情緒回家。也許這可以是處理團隊衝突問題的一個啟發。
而最後一位觀眾問的問題最為尖銳：Assemble一開始沒有任何成員持建築師牌照，遊走於建築專業的傳統體制之外，頗有反建制的色彩；但隨著他們的知名度提高，漸漸接到大型的項目邀約，似乎開始偏離一開始的自由、批判作風。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轉變？
Fran亦不諱言，這對他們來說的確是一個挑戰，這亦某程度上是她離開Assemble的原因。團隊創立時，成員均十分年輕；但隨著各人年紀漸長，有人開始結婚生子，要考慮更多生活責任，亦有人考獲建築師牌照，能夠經手更大型的建築項目。說到底，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誠實，時刻問自己是否真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；思考對自己來說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，適合自己戰鬥的領域又在哪裏。這些反思，為這次國際交流畫下句點，也不妨可視作一個重要警醒。